在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的当口，中国决定从明年起对已免税逾30年的避孕套等避孕用品恢复征收13%增值税。

此次调整源自明年1月1日生效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》。新税法将取代自1993年施行的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，并取消其中对避孕药品和用具的免税条款。

简单来说，避孕用品恢复征税，市场价格可能随之上涨，消费者的购买成本也将有所增加。

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1993年首次出台时，就将避孕药品和用具列为免税项目，随后多次修订也维持这一安排。专家指出，当时中国正推行计划生育，免税可降低避孕成本，有助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。

然而，如今的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。随着生育率不断下滑、人口快速老龄化，中国从严格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。

据统计，中国人口已连续三年减少，2024年出生人口仅954万，为2016年1880万的大约一半。

为应对这一趋势，中国自2016年起取消独生子女政策，改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，并在2021年进一步放宽至三孩政策。官方随后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，包括现金补贴、提升托幼服务、延长产假与陪产假，还提出减少“非医疗必要”堕胎的指导意见。
此次取消避孕用品的免税待遇，也被普遍视为中国鼓励生育的新尝试。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告诉第一财经，由于人口政策已转为鼓励生育，避孕药品和用具应与其他普通药品和医疗用品适用相同的税收规则。

新规不仅调整了避孕用品的税率，也对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养老机构、残障服务机构以及婚姻相关服务给予增值税减免。这些措施旨在为潜在父母提供更多支持，形成更友好的生育环境。

尽管如此，中国提升生育率面临的最大障碍依然是育儿成本。育娲人口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，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至18岁，平均花费超过53万8000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，9万8000新元）。在经济低迷、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况下，即便部分服务获得税收减免，许多年轻人仍对生育望而却步。

与此同时，社会观念也在转变；越来越多年轻人更愿意投入个人发展，而非组建家庭。人口学专家何亚福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指出，取消避孕用品免税“反映出政府试图营造一种鼓励生育、减少堕胎的社会环境”，但这更多具有象征意义，对整体生育趋势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
民众对新规的反应
政策公布后，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。不少网民质疑此举“又是哪位专家出的馊主意”，认为给避孕套涨价与提升生育率毫无关系，“连避孕套都买不起的人，又怎可能养得起孩子？”“要提高也只会提高初高中生的生育率吧，那问题岂不是更大。”

此外，很多网民从公共健康角度表达忧虑，认为避孕不仅关乎个人选择，更与预防HIV和其他性病传播密切相关。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，2002年至2021年，全国报告的HIV和爱之病病例从每10万人0.37例升至8.41例。部分网民担心，提高避孕成本可能导致意外怀孕和性病风险上升，“价格不应该成为健康的门槛”。
也有人担心，新规可能间接减少夫妻性生活频率，影响亲密关系，甚至导致离婚率上升。

相比网络上的激烈讨论，现实中的反应相对平静。据紫牛新闻记者在南京的走访，许多市民表示避孕套单价不高，使用频率有限，“就算涨一点，也就多一瓶水的钱”。但也有外来务工的年轻人坦言，长期累计的开销仍可能构成负担，未来可能会更倾向挑选促销产品或价格更低的品牌。

中国“性萧条”现象
事实上，即便继续维持免税，中国避孕套销量也已连年下滑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避孕套市场规模仅156亿元，较2020年缩水25%，并已连续四年负增长。

不少网民直言，新规对自己影响不大，因为“没有性生活，自然不必买避孕套”。还有人调侃：“上半年买的一盒到现在还没拆封，算不算赚到了？”

实际上，性生活很少甚至没有的人，绝非少数。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进行、调研了7000人的调查显示，中国年轻一代的性活跃度正明显下降，只有约一半的“95后”每周有性生活，频率低于80后和90初出生人群。

此外，在拥有配偶的95后受访者中，过去一年完全没有性生活的比例，男性达14.6％、女性为10.1％，均显著高于70后和80后。
这份调查报告早在2022年8月就已发布，但两年后因媒体再次引用而在网上走红，说明“性萧条”现象不仅仍在持续，也已成为社会普遍感知的趋势。

调查发起人之一、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副教授於嘉分析，经济形势越差，年轻人的性活跃越低。她指出，中国不是传统的福利国家，家庭与个人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压力，因此在经济下行、生活受到威胁时，爱情与性往往被“合理牺牲”，以换取更强的生存安全感。

这也恰恰说明，生育率与经济状况息息相关：经济下行让人不敢生孩子，而生育率持续下滑反过来又影响社会与经济发展，形成循环困境。

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前总编辑胡锡进就曾于5月在微博发文说，“性萧条”是消费疲软的重要因素；当年轻人的整体欲望下降，男性更愿意下班宅家，女性也可能减少对漂亮衣物的需求，“必须承认，性是消费的重要媒介。”

他因此呼吁社会应摒弃“万恶淫为首”的旧观念，避免对性议题过度苛刻，从而营造有利于“正常性繁荣”的社会氛围。

当然，消费不振与性生活低频都是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，并不仅由经济压力决定，还与婚恋观念变化、社会结构调整等因素相关。但现实是，在面包和爱情之间，大多数人仍会优先保障生存，把亲密关系和生育计划往后放。

同时，随着性别意识提升、个人选择受到强调，结婚生子不再被视为人生必经之路。在这样的时代心态与生活环境下，单纯提高避孕套税率，难以重新点燃大众对婚育的期待。或许，比起寄望通过提高避孕成本来刺激生育，真正能打动年轻人的，是让他们不必再为未来的生育压力而焦虑。